中國古代紡織品採用麻﹑絲﹑毛﹑棉的纖維為原料﹐紡績(紡沙﹑輯績﹑繅絲)加工成紗線後經編織(挑織)和機織而成的布帛﹐通常稱紡織品。不同時期的紡織品是衡量人類進步和文明發達的尺度之一。中國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掌握了紡織技術。中國古代的絲麻紡織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古羅馬帝國最早是通過“絲綢之路”上絲織品的傳播﹐稱中國為“絲之國”的。
          新石器時代 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距今約7000年)發現有麻的雙股線﹐在出土的牙雕盅上刻劃著4條蠶紋﹐同時出土了紡車和紡機零件。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距今約6000年)出土了編織的雙股經線的羅(兩經絞﹑圈繞起菱紋)地葛布﹐經線密度為10根／厘米﹐緯線密度地部為13～14根／厘米﹐紋部為26～28根／厘米﹐是最早的葛纖維紡織品。河南鄭州青台遺址(距今約5500年)發現了黏附在紅陶片上的苧麻和大麻布紋﹑黏在頭蓋骨上的絲帛和殘片﹐以及10餘枚紅陶紡輪﹐這是最早的絲織品實物。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距今5000年左右)出土了精製的絲織品殘片﹐絲帛的經緯密度各為48根／厘米﹐絲的拈向為Z拈﹔絲帶寬5毫米﹐用16根粗細絲線交編而成﹔絲繩的投影寬度約為3毫米﹐用3根絲束合股加拈而成﹐拈向為S拈﹐拈度為35個／10厘米。這表明當時的繅絲﹑合股﹑加拈等絲織技術已有一定的水平。同時出土的多塊苧麻布殘片﹐經密24～31根／厘米﹐緯密16～20根／厘米﹐比草鞋山葛布的麻紡織技術更進一步。
          新疆羅布泊遺址出土的古屍身上裹著粗毛織品﹐新疆哈密五堡遺址(距今3200年)出土了精美的毛織品﹐組織有平紋和斜紋兩種﹐且用色線織成彩色條紋的罽﹐說明毛紡織技術已有進一步發展。福建崇安武夷山船棺(距今3200年)內出土了青灰色棉(聯核木棉)布﹐經緯密度各為14根／厘米﹐經緯紗的拈向均為S拈。同時還出土了絲麻織品。上述的以麻﹑絲﹑毛﹑棉的天然纖維為原料的紡織品實物﹐表明中國新石器時代紡織工藝技術已相當進步。
          商周時代 此時期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宮廷王室對於紡織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周的統治者設立與紡織品有關的官職﹐掌握紡織品的生產和徵收事宜。商周的絲織品品種較多﹐河北城台西遺址出土黏附在青銅器上的織物﹐已有平紋的紈﹑皺紋的縠﹑絞經的羅﹑三枚(2/1) 的菱紋綺。河南安陽殷墟的婦好墓銅器上所附的絲織品有紗紈(絹)﹑硃砂塗染的色帛﹑雙經雙緯的縑﹑迴紋綺等﹐殷墟還出有絲繩﹑絲帶等實物。陝西寶雞茹家莊西周墓出土了緯二重組織的山形紋綺殘片。進入春秋戰國時期﹐絲織品更是豐富多彩﹐湖南長沙楚墓出土了幾何紋錦﹑對龍對鳳錦和填花燕紋錦等﹐湖北江陵楚墓出土了大批的錦繡品。毛織品則以新疆吐魯番阿拉溝古墓中出土的數量最多﹐花色品種和紡織技術比哈密五堡遺址出土的更勝一籌。
          漢代 漢代紡織品以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和湖北江陵秦漢墓出土的絲麻紡織品數量最多﹐花色品種最為齊全﹐有僅重49克的素紗單衣﹑耳杯形菱紋花羅﹑對鳥花卉紋綺﹑隱花孔雀紋錦﹑凸花錦和絨圈錦等高級提花絲織品。還有第一次發現的印花敷彩紗和泥金銀印花紗等珍貴的印花絲織品。沿絲綢之路出土的漢代織物更是絢麗璀燦。1959年新疆民豐尼雅遺址東漢墓出土有隸體“萬世如意”錦袍﹑“延年益壽大宜子孫”錦手套和襪子等。毛織品有龜甲四瓣紋罽﹑人獸葡萄紋罽﹑毛羅和地毯等名貴品種。在這裡並首次發現蠟染印花棉布及平紋棉織品(見漢代紡織品)。(見彩圖 菱紋羅綺 ﹑ 素紗單衣 ﹑ 人獸葡萄紋罽(東漢) )
          魏晉南北朝 這一時期絲織品仍以經錦為主﹐花紋則以禽獸紋為特色。1959年新疆於田屋於來克城址和高昌國吐魯番阿斯塔那墓群出土有夔紋錦﹑方格獸紋錦﹑禽獸紋錦﹑樹紋錦﹐以及“富且昌宜侯王天延命長”織成履等。毛﹑棉織品發現有方格紋毛罽﹑紫紅色毛罽﹑星點藍色蠟纈毛織品﹐以及桃紋藍色蠟纈棉織品等新的纈染織物。
          隋唐時代 此時紡織品的生產分工明確﹐唐王朝官府專門設立織染署﹐管理紡織染作坊。唐代紡織品在各地均有出土﹐以新疆﹑甘肅為最多﹐傳世品則以日本正倉院所藏數量最豐。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墓群出土了大量唐代緯線顯花的織錦﹐花紋以聯珠對禽對獸為主﹐有對孔雀﹑對鳥對獅﹑對羊﹑對鴨﹑對雞及鹿紋﹑龍紋等象徵吉祥如意的圖案﹐還出現了團花﹑寶相花﹑暈花﹑騎士﹑胡王﹑貴字﹑吉字﹑王字等新的紋飾。紋纈染色更有新的發展﹐有紅色﹑絳色﹑棕色絞纈絹﹑羅﹔藍色﹑棕色﹑絳色﹑土黃色﹑黃色﹑白色﹑綠色﹑深綠色等蠟纈紗絹及絳色附綴彩繪絹等﹐代表印染工藝技術已達到新的水平。(見彩圖 對羊對鳥樹紋錦(北朝) ﹑ 騎士對獸球紋錦(唐) )
          宋代 宋朝的紡織業已發展到全國的43個州﹐重心南移江浙。絲織品中尤以花羅和綺綾為最多。宋黃昇墓出土的各種羅組織的衣物200餘件﹐其羅紋組織結構有兩經絞﹑三經絞﹑四經絞的素羅﹐有起平紋﹑浮紋﹑斜紋﹑變化斜紋等組織的各種花卉紋花羅﹐還有粗細緯相間隔的落花流水提花羅等。綺綾的花紋則以牡丹﹑芍藥﹑月季芙蓉﹑菊花等為主體紋飾。此外有第一次出土的松竹梅緞。印染品已發展成為泥金﹑描金﹑印金﹑貼金﹐加敷彩相結合的多種印花技術。宋代的緙絲以朱克柔的“蓮壙乳鴨圖”最為精美﹐是聞名中外的傳世珍品。宋代的棉織品得到迅速發展﹐已取代麻織品而成為大眾衣料﹐松江棉布被譽為“衣被天下”。
          元明清時代 元代紡織品以織金錦(納石失)最負盛名。1970年新疆鹽湖出土的金織金錦﹐經絲直徑為0.15毫米﹐緯絲直徑為 0.5毫米﹐經緯密度為52根／厘米和48根／厘米﹔拈金織金錦的經緯密度為65根／厘米和40根／厘米﹐更加富麗堂皇。山東鄒縣元墓則第一次出土了五枚正則緞紋。
          明清紡織品以江南三織造(江寧﹑蘇州﹑杭州)生產的貢品技藝最高﹐其中各種花紋圖案的妝花紗﹑妝花羅﹑妝花錦﹑妝花緞等富有特色。富於民族傳統特色的蜀錦﹑宋錦﹑織金錦和妝花(雲錦)錦合稱為“四大名錦”。1958年北京明定陵出土織錦165捲﹐袍服衣著200餘件。第一次發現了單面絨和雙面絨的實物﹐其中一塊絨的經緯密度為64根／厘米和36根／厘米﹐絲絨毛的高度為 0.2毫米。棉織品生產已遍及全國各地。明代末年﹐僅官府需要的棉布即在1500萬匹至2000萬匹。精湛華貴的絲織品﹐通過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遠銷亞歐各國。

中國是世界上養蠶﹑繅絲﹑織綢的原產地﹐曾以“絲國”聞名於世。從山東滕縣宏道院﹑龍陽店﹑嘉祥祠﹑郭巨祠﹑金雀山﹐江蘇沛縣留城鎮﹑銅山洪樓﹑泗洪曹莊﹐四川成都百花潭等地出土漢代畫像石上所見的紡車﹑繅車﹑調絲﹑並絲﹑織機﹑染具等實物圖形﹐充分反映了漢代紡織業的高度成就。它通過“絲綢之路”的傳播﹐對世界紡織科學技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出土的漢代紡織品﹐是反映漢代紡織手工業技術水平的重要物證。西漢的紡織品主要出土於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和湖北江陵鳳凰山168號漢墓中﹐發現的絲織品數量多﹐品種齊﹐色譜全﹐技藝精﹐是考古發掘中的稀世珍品。東漢的紡織品出土於沿“絲綢之路”上﹐如甘肅居延遺址﹐新疆的羅布淖爾﹑古樓蘭和民豐尼雅遺址。此外﹐朝鮮樂浪王旴墓﹑蒙古諾彥烏拉墓地﹑蘇聯巴澤雷克冢墓﹑敘利亞巴爾米拉古墓等﹐發現了獨特的漢隸銘文絲織品﹐以及緙毛﹑斑罽等毛織品﹐還有敷彩印花和蠟纈﹑夾纈等印染品。漢代的紡織品生產主要有官府手工業﹑獨立手工業和農村副業3種方式。漢代的絲綢﹐為橫貫亞歐大陸“絲綢之路”的繁榮昌盛和貿易交往提供了物質基礎。
          絲織品 漢代出土的絲織品按織物組織分有平紋組織的紗﹑絹﹑縑﹑縠﹐有絞經組織的素羅和花羅﹐有斜紋組織顯花的綺﹑錦﹑絨圈錦。它充分體現了漢代絲織技術的高度成就。
          紗和縠 是一種纖細﹑稀疏方孔﹑輕盈的平紋絲織物。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精細的紗和縠(縐紗)。其中一件薄如蟬翼的素紗單衣﹐長128厘米﹐袖長190厘米﹐重僅49克。其經緯密度為每厘米58根和40根﹐每平方米素沙重15.4克﹐單根絲的纖度為10.2～11.3旦。這表明西漢初的蠶絲品種優良﹐素紗的品質可與現代的喬其紗媲美。馬王堆3號墓出土的4塊淺絳色縠﹐經測定﹐經絲密度疏的約每厘米34～36根﹐密的約58～60根。經緯絲的投影寬度纖細﹐經絲為0.03～0.08毫米﹐其拈回角為25°～35°﹐拈度為14～24拈／厘米﹐織物厚度為0.07～0.10毫米。縠比素紗更稀疏﹐更輕軟。
          羅 是質地輕薄透亮﹐經紗互相絞纏後呈椒孔的絲織物。一般分素羅和花羅兩種﹐花羅是在絞經羅紋地上顯花紋效果。馬王堆漢墓出土的耳杯形菱紋羅﹐用橫式連續排列法分為粗細兩檔﹐一個圖案循環﹐縱向為7厘米﹐橫向為 3.7厘米。粗細花紋組成菱杯相扣﹑大小套疊﹑上下對稱的圖案。經緯密度為88～92根／厘米﹐和26～30根／厘米。每平方米重30～37克。其一個組織循環的經絲數為332根﹐緯絲數為204根。菱形紋需用提花束綜裝置和絞綜裝置配合織造。以花羅作地﹐上繡信期花紋﹐更顯得富麗堂皇。新疆民豐出土的花羅﹐經緯密度為每厘米66根和26根。河北滿城漢墓出土的花羅﹐其組織法與民豐的花羅完全相同。地紋是兩經錯位相絞的羅組織﹐花紋是地紋絞經相隔脫開而成四經相絞的大孔眼網紋﹐按圖案顯花。它的織造工藝比較複雜﹐是用地綜﹑絞綜和花綜巧妙地配合織成的。
          綺 是平紋地上起斜紋花的絲織品。漢代的綺可分為3類﹕經畦紋顯花﹐新疆民豐尼雅出土的鳥獸紋和樹葉紋花綺﹐其單元組織的地部是一上一下的平紋﹐中間相隔平紋的二根是三上一下的經斜紋組織﹐形成直條狀畦紋。花紋是大菱形﹐內部點綴以心形的樹葉紋﹐經緯線密度為每厘米66根和38根。階梯形紋顯花﹐即將地紋平織的改變為三上一下斜紋組織﹐相鄰兩根經緯組成階梯一樣的左右斜向﹐由經線的浮長構成了花紋圖案。在新疆的羅布淖爾﹑甘肅居延遺址均有出土。變形斜紋組織顯花﹐即在地平紋中起出三上一下的4枚斜紋的塊面花紋。在花地交接處或菱形暗花處﹐有一上三下或多於4枚斜紋的浮長產生。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對鳥花卉紋綺﹐就是這種組織結構。

菱紋綺(東漢)  
          錦 是以彩色絲線織出斜紋重經組織的高級提花織物。它是漢代絲織技術最高水平的標誌。其基本組織均係4枚紋變化組織﹐運用一上三下﹑二上二下﹑三上一下等基本規律和不同色線提經起花。一般可分為二色﹑三色和多色錦3類﹕兩色錦﹐如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隱花孔雀紋錦﹐經緯密度為每厘米118根和48根。隱花星形花卉紋錦的經緯密度為每厘米 112根和45根。紋樣設計以線條為主﹐寫意和塊面紋較少。花經和地經的色澤相近﹐要在側面光照射下才顯出花紋來。甘肅居延遺址和新疆羅布淖爾遺址均有出土。三色錦﹐如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幾何紋錦﹑紺地絳紅鳴鳥錦﹑香色地紅茱萸錦等。紺地絳紅錦的經緯密度每厘米為 153根和40根。紋樣設計運用線條﹑塊面和點子相結合。東漢的三色錦出土數量較多﹐如新疆民豐的“萬世如意”錦﹑“延年益壽大宜子孫”錦﹑羅布淖爾的“韓仁”錦。多色錦﹐如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凸花錦和絨圈錦等。絨圈錦以4根為一組﹐環狀絨圈高於織物表面一倍以上﹐它是一種特殊織錦。其經緯密度每厘米為176～224根和41～50根。總經數約為8800～11200根。花紋幅度為13.7厘米﹐這種織錦必須用花樓裝置和雙經軸織成。這種絨圈錦在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河北滿城漢墓﹐以及甘肅武威漢墓均有出土。它是中國發現最早的絨類織物。
          紺地絳紅紋錦紋樣馬王堆1號墓出土  
          絛與纚 絛是絲帶的古稱。在戰國楚墓中就有出土。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絲帶有3種﹕用於裝飾衣物的絲織狹帶﹐簡文稱為“繻緩絛”﹔用於手套和棺內包裹屍體的有“千金”兩字的絲帶和麻帶﹔有魚尾紋的捆屍筒狀組帶。這3種絛帶均屬於編織物﹐只有經線﹐沒有緯線﹐即用兩組經線呈45度角相互編織。“千金”絛在中國是第一次發現﹐有篆字“千金”絛的編織密度為每厘米60根﹐全幅表層和裡層有經線202根﹐是絲帶中的上乘佳品。
          纚是指表面呈網狀結構的絲織品。漆纚冠就是烏紗帽。馬王堆 3號墓出土了表面塗漆有透亮網孔的纚冠。其結構是左經和右經上下交替編織成網狀紋﹐左經右經密度是每厘米10～11×2根和10.5～12×2根。
          毛織品 漢代出土的毛織品﹐主要在新疆境內的絲綢之路古道上﹐其品種有緙毛﹑斜褐和斑罽等。緙毛是以羊毛彩緯用通經迴緯的緙法﹐製織成絢麗多彩的毛織品。英國的斯坦因﹐A.在新疆古樓蘭遺址中發現的漢代奔馬緙毛﹐是用深紫色﹑深綠色﹑綠色﹑深黃色﹑淺棕色﹑棕黃色和深紅色等7種色線緙織出奔馬花卉圖案。
          斑罽是提花織製的精細毛織品。新疆民豐尼雅遺址曾出土人獸葡萄紋罽和龜甲四瓣花紋罽。人獸葡萄紋罽非常精緻﹐經緯密度每厘米為56/2根和30根。織物是平紋組織﹐緯線顯花。龜甲四瓣花紋罽比較厚實﹐經緯密度每厘米為21/3根和26/2根﹐也是平紋地顯緯花。
          斜褐是斜紋粗毛織物的統稱。新疆民豐出土的藍色斜褐﹐是將毛紗染成藍色﹐製成一上二下的三枚斜紋組織。經緯密度每厘米為13根和16根。表面勻整﹐然後夾纈成點狀的大﹑小花相配。毛羅是新疆民豐漢墓出土最精細的毛織品。經緯密度每厘米為24根和18根。毛紗較細﹐幾乎與絲綢相仿。
          麻織品 漢代出土的麻織品﹐以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最為精良。有大麻布﹑苧麻布。苧麻布的經緯密度每厘米為37根﹐約合23升布﹐它的精細程度已接近現代的細布﹐其表面有烏亮的光。經鑑定含有無機物質銅﹑汞﹑鈣等。類似近代經過踹布加工一樣﹐使織物表面具有光澤效果。這說明漢初已掌握了織物的軋光整理技術。
          麻布 馬王堆1號墓出土  
          棉織品 漢代出土棉織品的坯布﹐一般稱為白疊()布。新疆民豐漢墓出土的藍色蠟染棉布﹑白布褲及手帕等都是白疊布。藍白棉布的組織為平紋﹐經緯密度每厘米為18根和13根。花紋圖案的印製技術有較高的水平。
          印染品 漢代的印染品﹐以絲織品最為豐富多彩﹐其次是毛織品。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絲織印染的色譜有20多種﹐經鑑定﹐使用的顏料有硃砂(硫化汞)﹑絹雲母﹑硫化鉛和硫化汞等礦物顏料﹐有蒨草﹑梔子﹑靛藍和炭黑等植物染料。並已掌握了浸染﹑塗染﹑套染和媒染的一整套染色技術方法。漢代的印花技術﹐已用鏤空版和手工彩繪相結合的工藝。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紗就是物證。另一塊泥金銀印花紗﹐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三版套色印花品。甘肅磨嘴子漢墓中3件草篋裱糊的印花絹﹐是用3塊鏤空版套印成絳﹑綠﹑白色的雲草紋﹐藝術效果很好。新疆民豐出土的藍白蠟染印花棉布是最早採用蠟防印染法的印染品。(見彩圖 “乘雲繡”黃綺 ﹑ 菱紋羅綺 ﹑ 素紗單衣 ﹑ 羅(東漢) ﹑ 蠟染棉布(東漢) ﹑ 人獸葡萄紋罽 )

中國是世界上養蠶﹑繅絲﹑織綢的原產地﹐曾以“絲國”聞名於世。從山東滕縣宏道院﹑龍陽店﹑嘉祥祠﹑郭巨祠﹑金雀山﹐江蘇沛縣留城鎮﹑銅山洪樓﹑泗洪曹莊﹐四川成都百花潭等地出土漢代畫像石上所見的紡車﹑繅車﹑調絲﹑並絲﹑織機﹑染具等實物圖形﹐充分反映了漢代紡織業的高度成就。它通過“絲綢之路”的傳播﹐對世界紡織科學技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出土的漢代紡織品﹐是反映漢代紡織手工業技術水平的重要物證。西漢的紡織品主要出土於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和湖北江陵鳳凰山168號漢墓中﹐發現的絲織品數量多﹐品種齊﹐色譜全﹐技藝精﹐是考古發掘中的稀世珍品。東漢的紡織品出土於沿“絲綢之路”上﹐如甘肅居延遺址﹐新疆的羅布淖爾﹑古樓蘭和民豐尼雅遺址。此外﹐朝鮮樂浪王旴墓﹑蒙古諾彥烏拉墓地﹑蘇聯巴澤雷克冢墓﹑敘利亞巴爾米拉古墓等﹐發現了獨特的漢隸銘文絲織品﹐以及緙毛﹑斑罽等毛織品﹐還有敷彩印花和蠟纈﹑夾纈等印染品。漢代的紡織品生產主要有官府手工業﹑獨立手工業和農村副業3種方式。漢代的絲綢﹐為橫貫亞歐大陸“絲綢之路”的繁榮昌盛和貿易交往提供了物質基礎。
          絲織品 漢代出土的絲織品按織物組織分有平紋組織的紗﹑絹﹑縑﹑縠﹐有絞經組織的素羅和花羅﹐有斜紋組織顯花的綺﹑錦﹑絨圈錦。它充分體現了漢代絲織技術的高度成就。
          紗和縠 是一種纖細﹑稀疏方孔﹑輕盈的平紋絲織物。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精細的紗和縠(縐紗)。其中一件薄如蟬翼的素紗單衣﹐長128厘米﹐袖長190厘米﹐重僅49克。其經緯密度為每厘米58根和40根﹐每平方米素沙重15.4克﹐單根絲的纖度為10.2～11.3旦。這表明西漢初的蠶絲品種優良﹐素紗的品質可與現代的喬其紗媲美。馬王堆3號墓出土的4塊淺絳色縠﹐經測定﹐經絲密度疏的約每厘米34～36根﹐密的約58～60根。經緯絲的投影寬度纖細﹐經絲為0.03～0.08毫米﹐其拈回角為25°～35°﹐拈度為14～24拈／厘米﹐織物厚度為0.07～0.10毫米。縠比素紗更稀疏﹐更輕軟。
          羅 是質地輕薄透亮﹐經紗互相絞纏後呈椒孔的絲織物。一般分素羅和花羅兩種﹐花羅是在絞經羅紋地上顯花紋效果。馬王堆漢墓出土的耳杯形菱紋羅﹐用橫式連續排列法分為粗細兩檔﹐一個圖案循環﹐縱向為7厘米﹐橫向為 3.7厘米。粗細花紋組成菱杯相扣﹑大小套疊﹑上下對稱的圖案。經緯密度為88～92根／厘米﹐和26～30根／厘米。每平方米重30～37克。其一個組織循環的經絲數為332根﹐緯絲數為204根。菱形紋需用提花束綜裝置和絞綜裝置配合織造。以花羅作地﹐上繡信期花紋﹐更顯得富麗堂皇。新疆民豐出土的花羅﹐經緯密度為每厘米66根和26根。河北滿城漢墓出土的花羅﹐其組織法與民豐的花羅完全相同。地紋是兩經錯位相絞的羅組織﹐花紋是地紋絞經相隔脫開而成四經相絞的大孔眼網紋﹐按圖案顯花。它的織造工藝比較複雜﹐是用地綜﹑絞綜和花綜巧妙地配合織成的。
          綺 是平紋地上起斜紋花的絲織品。漢代的綺可分為3類﹕經畦紋顯花﹐新疆民豐尼雅出土的鳥獸紋和樹葉紋花綺﹐其單元組織的地部是一上一下的平紋﹐中間相隔平紋的二根是三上一下的經斜紋組織﹐形成直條狀畦紋。花紋是大菱形﹐內部點綴以心形的樹葉紋﹐經緯線密度為每厘米66根和38根。階梯形紋顯花﹐即將地紋平織的改變為三上一下斜紋組織﹐相鄰兩根經緯組成階梯一樣的左右斜向﹐由經線的浮長構成了花紋圖案。在新疆的羅布淖爾﹑甘肅居延遺址均有出土。變形斜紋組織顯花﹐即在地平紋中起出三上一下的4枚斜紋的塊面花紋。在花地交接處或菱形暗花處﹐有一上三下或多於4枚斜紋的浮長產生。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對鳥花卉紋綺﹐就是這種組織結構。
          菱紋綺(東漢)  
          錦 是以彩色絲線織出斜紋重經組織的高級提花織物。它是漢代絲織技術最高水平的標誌。其基本組織均係4枚紋變化組織﹐運用一上三下﹑二上二下﹑三上一下等基本規律和不同色線提經起花。一般可分為二色﹑三色和多色錦3類﹕兩色錦﹐如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隱花孔雀紋錦﹐經緯密度為每厘米118根和48根。隱花星形花卉紋錦的經緯密度為每厘米 112根和45根。紋樣設計以線條為主﹐寫意和塊面紋較少。花經和地經的色澤相近﹐要在側面光照射下才顯出花紋來。甘肅居延遺址和新疆羅布淖爾遺址均有出土。三色錦﹐如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幾何紋錦﹑紺地絳紅鳴鳥錦﹑香色地紅茱萸錦等。紺地絳紅錦的經緯密度每厘米為 153根和40根。紋樣設計運用線條﹑塊面和點子相結合。東漢的三色錦出土數量較多﹐如新疆民豐的“萬世如意”錦﹑“延年益壽大宜子孫”錦﹑羅布淖爾的“韓仁”錦。多色錦﹐如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凸花錦和絨圈錦等。絨圈錦以4根為一組﹐環狀絨圈高於織物表面一倍以上﹐它是一種特殊織錦。其經緯密度每厘米為176～224根和41～50根。總經數約為8800～11200根。花紋幅度為13.7厘米﹐這種織錦必須用花樓裝置和雙經軸織成。這種絨圈錦在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河北滿城漢墓﹐以及甘肅武威漢墓均有出土。它是中國發現最早的絨類織物。
          紺地絳紅紋錦紋樣馬王堆1號墓出土  
          絛與纚 絛是絲帶的古稱。在戰國楚墓中就有出土。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絲帶有3種﹕用於裝飾衣物的絲織狹帶﹐簡文稱為“繻緩絛”﹔用於手套和棺內包裹屍體的有“千金”兩字的絲帶和麻帶﹔有魚尾紋的捆屍筒狀組帶。這3種絛帶均屬於編織物﹐只有經線﹐沒有緯線﹐即用兩組經線呈45度角相互編織。“千金”絛在中國是第一次發現﹐有篆字“千金”絛的編織密度為每厘米60根﹐全幅表層和裡層有經線202根﹐是絲帶中的上乘佳品。
          纚是指表面呈網狀結構的絲織品。漆纚冠就是烏紗帽。馬王堆 3號墓出土了表面塗漆有透亮網孔的纚冠。其結構是左經和右經上下交替編織成網狀紋﹐左經右經密度是每厘米10～11×2根和10.5～12×2根。
          毛織品 漢代出土的毛織品﹐主要在新疆境內的絲綢之路古道上﹐其品種有緙毛﹑斜褐和斑罽等。緙毛是以羊毛彩緯用通經迴緯的緙法﹐製織成絢麗多彩的毛織品。英國的斯坦因﹐A.在新疆古樓蘭遺址中發現的漢代奔馬緙毛﹐是用深紫色﹑深綠色﹑綠色﹑深黃色﹑淺棕色﹑棕黃色和深紅色等7種色線緙織出奔馬花卉圖案。
          斑罽是提花織製的精細毛織品。新疆民豐尼雅遺址曾出土人獸葡萄紋罽和龜甲四瓣花紋罽。人獸葡萄紋罽非常精緻﹐經緯密度每厘米為56/2根和30根。織物是平紋組織﹐緯線顯花。龜甲四瓣花紋罽比較厚實﹐經緯密度每厘米為21/3根和26/2根﹐也是平紋地顯緯花。
          斜褐是斜紋粗毛織物的統稱。新疆民豐出土的藍色斜褐﹐是將毛紗染成藍色﹐製成一上二下的三枚斜紋組織。經緯密度每厘米為13根和16根。表面勻整﹐然後夾纈成點狀的大﹑小花相配。毛羅是新疆民豐漢墓出土最精細的毛織品。經緯密度每厘米為24根和18根。毛紗較細﹐幾乎與絲綢相仿。
          麻織品 漢代出土的麻織品﹐以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最為精良。有大麻布﹑苧麻布。苧麻布的經緯密度每厘米為37根﹐約合23升布﹐它的精細程度已接近現代的細布﹐其表面有烏亮的光。經鑑定含有無機物質銅﹑汞﹑鈣等。類似近代經過踹布加工一樣﹐使織物表面具有光澤效果。這說明漢初已掌握了織物的軋光整理技術。
          麻布 馬王堆1號墓出土  
          棉織品 漢代出土棉織品的坯布﹐一般稱為白疊()布。新疆民豐漢墓出土的藍色蠟染棉布﹑白布褲及手帕等都是白疊布。藍白棉布的組織為平紋﹐經緯密度每厘米為18根和13根。花紋圖案的印製技術有較高的水平。
          印染品 漢代的印染品﹐以絲織品最為豐富多彩﹐其次是毛織品。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絲織印染的色譜有20多種﹐經鑑定﹐使用的顏料有硃砂(硫化汞)﹑絹雲母﹑硫化鉛和硫化汞等礦物顏料﹐有蒨草﹑梔子﹑靛藍和炭黑等植物染料。並已掌握了浸染﹑塗染﹑套染和媒染的一整套染色技術方法。漢代的印花技術﹐已用鏤空版和手工彩繪相結合的工藝。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紗就是物證。另一塊泥金銀印花紗﹐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三版套色印花品。甘肅磨嘴子漢墓中3件草篋裱糊的印花絹﹐是用3塊鏤空版套印成絳﹑綠﹑白色的雲草紋﹐藝術效果很好。新疆民豐出土的藍白蠟染印花棉布是最早採用蠟防印染法的印染品。(見彩圖 “乘雲繡”黃綺 ﹑ 菱紋羅綺 ﹑ 素紗單衣 ﹑ 羅(東漢) ﹑ 蠟染棉布(東漢) ﹑ 人獸葡萄紋罽 )